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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等待遇”原則在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制度中的設計與應用
   作者: 2019-04-11 新聞來源: 【字體: 】  打印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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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全國檢察機關嚴格落實刑訴法特別程序,涉罪未成年人的人權保障水平有了突飛猛進的提升。與此同時,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護問題也隨之突顯出來。涉罪未成年人和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護,猶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只有平衡、充分發展,才能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對此,未檢工作應當將未成年被害人的保護救助工作從邊緣化納入主責主業。對未成年被害人的權利保障,應當實行與涉罪未成年人對等的司法保護待遇。具體制度設計建議如下: 

  一、未成年被害人在訴訟權利保障方面應當享有與涉罪未成年人“對等待遇” 

  (一)未成年被害人應當享有與涉罪未成年人對等的法律援助權  

  與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權相比,目前的法律制度對未成年被害人權利保障方面存在以下幾點不足。一是未成年被害人享有法律援助的時間滯后。《刑事訴訟法》明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偵查階段就可以指定辯護。而公訴案件的被害人自案件審查起訴階段之日起,才有權委托訴訟代理人。與之相對應,《法律援助條例》也將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請法律援助的時間規定在審查起訴之后。二是涉罪未成年人在法律援助條件方面沒有經濟狀況好壞的明確規定,而《法律援助條例》《關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將被害人申請法律援助的條件限制在經濟困難的情形,未體現出對未成年被害人的特別保護。三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護人享有明確的閱卷權,而未成年被害人的訴訟代理人能否享有這項權利卻沒有明確的規定。上述法律援助權利的不對等,使得未成年被害人的權利保障受到削弱。建議將未成年被害人取得法律援助權的條件、時間和援助律師的權限,與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權做對等設計。 

  (二)未成年被害人應當享有與涉罪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對等的被害情況調查權利 

  目前社會調查一詞已經成為涉罪未成年人的專有名詞。但是與查清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原因、成長經歷、監護教育等相比照,未成年被害人的被害原因、身心影響、家庭狀況、未來發展等更需要去調查和評估。只有在查清未成年被害人被害情況和相關背景的前提下才能精準的找到未成年被害人的救助需求。建議將未成年被害人的被害情況調查作為與涉罪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對等的制度予以設計。 

  (三)未成年被害人應當享有與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對等的隱私保護權 

  實踐中,未成年被害人隱私權的保護程度不容樂觀。一是辦案人員身著警服、駕駛警車去未成年被害人所在村莊、社區和學校取證的現象還時有發生,未成年被害人的隱私在無形之中被公之于眾,身心受到傷害。二是辦案人員、社工等在社會調查中工作不當,泄露未成年被害人信息和隱私。三是部分案件特別是性侵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的姓名與其他信息在起訴書和判決書中未做技術處理,侵犯未成年被害人隱私權。建議對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信息作封存設計,在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等各個環節保證隱私權不受侵害。 

  (四)未成年被害人應當享有與涉罪未成年人對等的發表意見權 

  對涉罪未成年人的處理結果,特別是不作為犯罪處理、不起訴處理和從輕、減輕處罰的情形,法律在程序上對未成年被害人只是簡單的告知,使其無法享有發表意見的權利。比如對于檢察機關準備做出附條件不起訴的案件,立法對被害人的自訴權做出了限制。在這種情況下,檢察機關應當在正式做出決定前做好釋明工作,認真聽取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見,并及時進行實質性審查。經審查認為被害人的意見符合法律和情理的,應當予以采納。反之應當向其做進一步的解釋說理,消除辦案風險和隱患。 

  二、未成年被害人在人身健康權利保障方面應當享有與涉罪未成年人“對等待遇” 

  (一)未成年被害人應當享有與涉罪未成年人對等的心理救助權 

  現行法律設立了對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測評、心理疏導機制。但是對未成年被害人而言,更需要相關的心理疏導干預機制以恢復心理損害,重建安全感。實踐中,對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健康問題關注不夠,或者因未成年被害人父母對心理疏導缺乏認識,抵觸辦案機關和未成年被害人任何形式的接觸,導致很多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創傷始終未能痊愈。部分未成年被害人甚至在被害的陰影下產生仇恨心理,從被害者變成加害者。部分未成年被害人自暴自棄,自我放縱,走向其他違法犯罪道路。因此,建立被害人心理干預救助機制,對于救助未成年被害人十分重要。未成年被害人進入司法程序后,公安司法部門應當及時了解被害人的心理狀況,必要時邀請具備相應資格和熟練業務技術的心理咨詢師進行心理干預。 

  (二)未成年被害人應當享有精神損害賠償權利  

  根據我國現行立法規定,侵權法規定損害賠償范圍包括物質損害和精神損害,而刑事被害人只能對因被告人的犯罪行為遭受的物質損失和因身體傷害造成的損失以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提起損害賠償訴訟。刑事領域精神損害賠償未納入法律保護的范圍。但是對于未成年被害人來講,犯罪行為對其造成的傷害除了身體和物質外,更多的是精神損害。建議應當進一步完善刑事訴訟相關法律,明確未成年被害人在提出附帶民事訴訟時,包含提出精神損害賠償的權利。對于精神損害賠償的申請主體、申請時間、條件限制、賠償數額標準、具體執行方式等問題,通過相關司法解釋作出詳細規定,以便實踐操作。 

  三、未成年被害人在發展權利保障方面應當享有與涉罪未成年人“對等待遇” 

  (一)未成年被害人在家庭教育與監護方面應當享有與涉罪未成年人對等的監護救助權和親職教育權 

  國家親權主要是針對涉罪未成年人的救濟。與此對應的是,未成年被害人同樣會出現監護缺失的情況。對此,對未成年被害人的監護救助就顯得十分必要。監護救助主要針對因受犯罪行為侵害導致無法正常學習、生活或者因監護人受刑事責任追究而處于無人監護的未成年人,聯系街道、居委會為其指定監護人、協調教育部門為其解決失學、輟學問題。親職教育主要針對對未成年子女怠于履行監護人職責,對未成年人被侵害承擔失職責任的父母及其他法定代理人,開展家庭教育與親子溝通輔導,強化未成年人家庭自我保護意識,預防被侵害情況發生。 

  (二)未成年被害人應當享有與涉罪未成年人觀護幫教對等的經濟救助權及綜合救助權 

  經濟救助制度可以分為國家補償、司法救助、社會公益救助、被告人賠償等方面。目前面臨的困境主要是部分被告人沒有賠償能力,判決得不到有效執行。現階段比較可行的方法是司法救助和社會公益救助。對于因犯罪侵害急需救治,無力承擔醫療救治費用的、因遭受犯罪侵害導致受傷或者財產遭受重大損失,造成生活困難或者學業難以為繼等情形,未成年被害人及法定代理人或其他近親屬可以提出司法救助申請。對于符合救助條件但未提出申請的,未成年人檢察部門可以主動啟動救助程序,收集相關材料,提出救助意見,移送刑事申訴檢察部門辦理。通過司法救助,保障未成年刑事被害人的基本醫療費、基本生活費、教育費等,為他們的健康成長提供物質基礎。其次,除司法救助外,檢察機關可以根據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困難及本地實際情況,協調有關部門按照社會救助相關規定進行救助。從長遠看,應當建立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制度,建立專門的國家補償基金,形成國家救助、社會救助、司法救助三位一體的救助模式。 

  / 黃    新    陳亞威 

  作者單位:吉林省人民檢察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正義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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